外面是盛大庆典和游行,在VMware的落地窗会议室里,与会者们屏气敛息,空气中充满了紧张的味道。 EMC CEO乔·图斯是赶走戴安的主谋,因为觉得“她不够听话”。 “不够听话”的戴安在若干年后成为VMware的竞对——谷歌云掌门人,带领谷歌云从无名之士到打入前三,成为增长最快的黑马。 乔·图斯和戴安曾到访北京。出行时,乔·图斯的前面是警车开道,而戴安随手招了一辆出租车。 有员工曾在周日看到戴安坐在VMware门口台阶上教两个孩子做作业。当时VMware已经超过Adobe、Salesforce,是仅次于微软的全球第四大软件供应商,戴安却完全没有高高在上CEO的架子。 “戴安说话直接,爱憎分明,不会拍乔·图斯马屁,他是一个去北京都要警车开道的人,当然不满意她,而且他常年跟华尔街打交道,认为她不是能领导好500亿公司的CEO。” 当虚拟化式微,在云计算的新世界里,已经没有了VMware的权杖。 成立二十六载,两次上市,三度易主,历程四任CEO,很少有公司有如此跌宕起伏的旅程。 VMware历任CEO 在2008年亚马逊云成立之初,曾找到VMware,表示在做AWS,希望用VMware的产品,这是一个切入云计算赛道的绝佳机会,一旦AWS用了VMware的产品,替换周期可能长达10年。期间双方谈判了长达五个月,最后VMware放弃了。 而后,Paul接任戴安任CEO,为了让VMware转型云计算,殚精竭虑,但VMware对此不屑一顾,这后文详述。 入局晚,战略也不坚定。 其策略是利用VMware积累的庞大企业用户群,允许它们无缝迁移到VMware数据中心环境,这样它们会选择VMware云。 VMware认识到这个问题后,招了新团队做中间层,但这个团队既没有VMware的基因,对VMware的技术和产品也不熟悉,用一套全新的逻辑,做出来的东西并不理想,白玉堂表示“那玩意巨难用”。 “并不是VMware没有做云的技术,很多公有云厂商用的都是VMware的虚拟化技术,但云除了技术,还有运维,VMware的人都太自傲了,看不起运维,不像亚马逊,问题不解决,电话绝不挂。”白玉堂说,微软云能起来原因之一是干了所有VMware投机取巧不愿意干的脏活、累活。 更重要的是,2015年戴尔收购VMware后,严格管制VMware的资金,限制了对云的研发和投入。 vCloud Air失败后,不明内情的客户希望VMware能拿出上公有云的解决方案,于是VMware放弃自研,跟亚马逊合作。 表面看,VMware上云了,与Amzon合作后股票上升,两全其美,其实是将潜在云客户拱手让人,饮鸩止渴,“VMware基本是投降了”。 VMware后来将这种合作方式扩展到其他几个头部公有云厂商,先后与谷歌云、微软Azure、IBM云和Oracle开展了类似的合作。 2017年这项业务被出售给了欧洲的OVH,历经四年尝试后,VMware正式放弃公有云业务。 自研公有云不顺,VMware转向云原生,可惜也在云原生技术路线之争上败北。 但VMware一开始非常排斥开源。戴安认为,开源不适合VMware,“只要我们有创新,开源就不是最合适的模式”。 曾经有英特尔的人带了容器技术的demo来VMware面试,当时的领导表示公司不许开源,影响生意,对容器技术也没有在意。 在开源社区火爆的那几年,VMware提出“跨云管理”理论,推出VMware Cloud Foundation,试图联合公有云压制着开源架构。 2015年,Pivotal(VMware与EMC分拆出的企业)推出云原生概念,同年VMware成立CF,主打虚拟机和专有打包格式。 这一年,云原生的路线之争如火如荼。 谷歌押注的容器技术,能快速创建、启动,执行完快速毁灭,打包体积小,简化部署,能最小化占用计算资源,K8s,则能够对容器进行自动化部署和扩缩容,容器和K8s形成绝佳了CP。同年,谷歌开源了K8s项目,让多云解决方案更胜一筹。 云原生落后:Pivotal,做云的最后一个挣扎 被容器和K8s打得焦头烂额后,VMware不得不开始转弯切入。 2013年,VMware与EMC一顿操作猛如虎,将此前并购的SpringSource、Cloud Foundry、RabbitMQ和GemFire等公司整合,分拆出云原生企业Pivotal。 前文提到,公有云失败的原因之一是缺乏中间层,而现在的Pivotal,就是那个中间层。 倾注了如此多技术、人才和资本,内部有声音认为,Pivotal是VMware转型成云计算公司的最后一个挣扎。 VMware和Pivotal的矛盾也逐渐酝酿。抢夺容器和K8s的VMware和Pivotal开始兵分两路。 VMware则是收购了K8s早期创始企业Heptio,彻底改造vSphere,开源做K8s。 在戴尔要求下,VMware不得已成为了“接盘侠”。(VMware和Pivotal更多斗争内幕,可添加微信Yukuaikuaier了解) 2019年,VMware推出全新的K8s产品线Tanzu。这时候,VMware才从纯粹的虚拟化厂商转型为云原生厂商,一番折腾下,也失了云原生的先发优势。 错过移动化:砍掉Arm,押注x86 原本,VMware押对了移动化。移动化兴起初期,VMware选择了Arm,试图将PC端虚拟化逻辑复用到移动端上,将手机上私人和公用数据强隔离。 程鸣认为,这是因为他本人是靠x86出来的,“但Arm是未来啊!” 2013年,VMware的EXS已经在Arm上运行了,Pat一声令下所有Arm的研究都停了,团队成员也纷纷离开。 “团队人都走了,即使后面再想做也没人看得懂源代码了,你哪怕给点钱把这些人养着呢?”程鸣心有不甘,“这对整个移动化都是巨大的损失。”
2、傲慢、内耗和被资本左右的一生工程师文化至上的高傲:「Paul没能改变我们这些顽固不化的人」 VMware的五位创始人,分别毕业于麻省理工、斯坦福、伯克利。公司所有的政策、思维方式也充斥着工程师文化至上原则。 2014年林广希回硅谷,在一个慈善晚会上见到了6年没见的戴安,两人交流时,戴安问的第一问题,不是“你在VMware做得怎么样”,而是“VMware还能招到好的工程师吗?” 这种工程师基因,成就了VMware,也是基因里的傲慢,让它从顶峰滑落。 Paul是一位能力强、眼光超前的CEO,在90年代是微软的第3号人物,负责了微软几乎所有的桌面和 服务器软件业务,一手做起来了Office、Visual studio和Windows。 他的第一个会议,是召集公司十几个核心高管,问了一个问题: Paul坦言,VMware品尝到了服务器时代尾声的果实,但今后是云计算的时代。VMware过去的成功有时代的机遇,未来真正要发展,需要转型做一个云计算公司。 “其实戴安时期,AWS刚起来的时候,VMware就对是否要做云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讨论,最后的决定是,不做。”顾昊解释,“理由很可笑,在他们的心里,我们是写操作系统的人,怎么能做这些东西?” “当时我们都看不上谷歌,因为VMware做的是核心的操作系统,谷歌就一个做网站的,做出来的产品有什么含金量?”他们觉得自己很牛逼,根本不屑做云计算。 这群硅谷最优秀的工程师,做出了世界上最先进的、最好的虚拟化产品,也是他们葬送了VMware的未来。 顾昊认为当时大家都没有理解云计算,云计算是让客户不用管何时升级更新,何时扩容,这都是非常大的事情,“但我们就觉得这是小事情”,VMware的工程师思维遮盖了运维的重要性。 几经折腾,VMware的云计算甚至都没走上正轨。而使命感极强的Paul倍感挫败,只能挥手作别。 错综复杂的办公室政治、部门内耗,也是VMware无法摆脱的枷锁。 前文提到,戴尔收购了EMC后,Pivotal的使命逐渐转向戴尔的意志,而非VMware。 说是“斗”,其实是VMware被Pivotal方打压。 当时戴尔强调,在他的概念里,只有一个K8s的产品,就是Pivotal的PKS,K8s只有Pivotal能做,其他人要做就合作。 但Pivotal的工程师不是做系统出身,只会做咨询,最多帮大数据库写网站分析数据。结果杰瑜变成了“志愿者”,“合作”变成了VMware 20个工程师补贴对方。 “他们产品做得烂,还要按照自己的企业文化来,比如敏捷开发,日本工程的那一套。”平广看了PKS 1.0版本,直呼“质量差,啥啥都不行”。 “Pat根本没有权力,全是戴尔说了算。” “二十多个工程师的公司,5.5亿美元,折算下来其实很贵。”平广表示,结果买回来发现他们的代码根本没法用,完全达不到企业标准。 VMware本来希望通过Heptio能在K8S弯道超车,结果大手笔买了一个空壳公司,这个收购并没有给VMware带来革新的技术整合,反倒是浪费了宝贵的时间,消耗了现金流。“说白了,就是高层靠买买买,中层靠瞎整”。 “Pivotal上市后,负责人不干活,工程师都走了,PKS的K8s被做死了。” 于是出现上文提到的Pivotal因糟糕报表股价大跌,随后被VMware收购。 VMware和Pivotal分分合合,个中人和业务几经折腾,有苦难言。 产品线的争夺外,还有部门内部的尔虞我诈。 2009年,范承工成立了专门的团队,整个团队20-30个人,全都是精英中的精英,团队做了三四年后,被并到了VMware的一个名为“Management System ”的BU(MSBU)。 部门墙严重,产品无法融合 当时文斌三年就做一件事:把收购的7个公司,加上原来内部的3个产品,整成1个产品。 整合的难点在于,与整合同一公司的业务不同,他们的产品有相同的底层逻辑,而VMware是收购了不同的产品,强行整合。 “部门墙很多年,太严重了,没办法克服。”他们做了无数努力,都没能成功。2015年文斌离开时候,都没有做完。 与此同时,公有云vCloud Air和现在公有云模式一样,按月收费。但此前VMware最核心的现金流是卖License,按年收费,大概2000-8000美元/年,在云上是25美元/盒。这导致内部冲突,两边的销售在谈客户时左右互搏。 “VMware要自己上市有独立的决策力的话,它就不会一个又一个的错过,这些东西它都能接得上。” 惧怕微软、经济萧条、急需用钱 程鸣告诉雷峰网,戴安等人创业之初,最担心两件事: 二是英特尔开源,原本VMware的虚拟化技术领先市场几年,随着英特尔在硬件中加入了对虚拟化技术的支持,开源后只要用它的API就能做,大幅降低了门槛。 VMware正快速增长,急需资金,又不能马上上市。 一边承载着微软的猛攻火力,一边是英特尔开源拉低了技术门槛,一边是经济萎靡,急需现金流过冬,VMware倍感焦虑,只能卖身。 节约成本是下行期非常重要的命题,这甚至都不是VMware的威胁,而是优势和机会。 “他们甚至可以借钱活着,再等个两三年,境况可能就不同了。”榕宁声音里满是惋惜,认为是创始人没意识到接下来10年是软件的黄金期。 2013年前后,VMware在做虚拟化存储vSAN,但他们最大的困难不是技术和产品,而是与母公司EMC的竞争。 先是产品定位遭到EMC刁难,EMC不让vSAN定位为超融合,想自己用,以此延长自己的硬件存储技术的生命周期。 徐岸表示,vSAN初期的确存在诸多问题,双方一起接受联合采访时,EMC就揪着vSAN前期的问题拼命抨击。 存储是一个传统行业,用户粘度高,同时对可靠性、可用性要求很高。达杉等团队成员并非存储出身,一点点从头开始学。好在vSAN的产品思路好,抓住了用户的核心痛点,VMware也很快优化了产品质量问题,不断迭代,补齐质量,产品性能逐渐变好,仅1年半的时间,就有了几千个客户。 戴尔收购EMC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两方的关系捋顺,以业务和客户论英雄。当时VMware的业务量是EMC的四倍,客户量是EMC几十倍,VMware的产品遍地开花,胜负基本已定。 “这是软件对硬件的一次颠覆。”徐岸脸上闪过一丝笑意,这让VMware的团队有种打入敌人内部的感觉。 卖身戴尔:涨价、捆绑销售、抽血 在程鸣看来,戴尔科技的基因跟VMware迥异,而创始人戴尔本人,业务和执行能力很强,但不是一个做产品的人。 戴尔对VMware各方面进行了严格的管控,VMware从受EMC束缚,变成被戴尔钳制。 “戴尔是一个PE资本运作天才,但对于企业发展怎么从一个50亿做到100亿,没概念。” 戴向东一直跟上层强调,VMware要持续做核心产品,但CEO们都置若罔闻,他们认为其领先市场多年,对此有恃无恐。 Pat时期,有VP曾在会议上强调应该重视核心产品的投入,得到了一句“shut up,我已经给你们20亿,够多了”。“整个RND(指研发部),才20亿!”彬咏说起来痛心疾首。 当时VMware陷入一个恶性循环:不停招新人做新业务,产品不成熟,再找其他新业务,摊子越铺越大,投入了大量资源做周边产品,还越做越烂,最终还是靠老的核心产品赚钱。 CEO们发现,如果将核心产品+一大堆周边打包卖给客户,客户为了核心产品不得不付钱。 强绑定的策略,让VMware的报表越来越好看,但客户满意度越来越差。 捆绑销售、周边产品拉胯、涨价,核心业务也逐渐被侵蚀。 “VMware每年积累的现金收入其实很多,但都被挥霍、抽血抽掉了。” 戴尔收购VMware后,通过多种方式多次抽血。内部有声音“VMware就是大股东戴尔的提款机”。 VMware当时收购报价为每股15美元,与Pivotal 8月股价低点相比很大的溢价。 绍秋2005年进入VMware,经历过做系统、软件,这些业务净利润极高,但VMware却越来越没钱。 即便如此,在被戴尔拥有的近6年,VMware依然为其带了以亿为单位的财富。2020年,戴尔在剥离VMware之前,VMware的市值已经超过了戴尔公司本身。 “其实在戴安被踢出局后,VMware就失去了灵魂,变成一个商业公司”,楚泽很无奈:“对戴尔来说,只有Dell是公司,其他都是工具。”
3、被困在十年前这出乎所有VMware人的意料,“ It's pretty sad.”顾昊一遍遍的说着,声音里有惋惜、不甘、伤心,像是对我们说,又像是自言自语。 凭着这股子劲儿,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公司,带来了崭新的世界,在IT产业掀起滔天巨浪。 VMware依然是虚拟化市场的王者,但虚拟化的黄金时代过去了,未来是云计算的舞台。VMware不再是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,曾经单刀赴会的勇气,消磨成时不与我的悲情。 当时一起向新世界出发的谷歌、苹果、亚马逊都已市值千亿美元,反观VMware,产品线从1个到7个,单个业务营收从一亿到十几亿。 它强大又无助,高傲又勤勉,如此多产品、如此多创新,几经易主,几番挣扎,最后似乎用尽了全身的力气,都没能真正主宰自己的命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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